民众对医疗改革的焦虑和期待，归根结底，在于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医疗费用上涨幅度快于民众收入上涨幅度的趋势，普通民众因“看病贵”、“看病难”而怨声载道。

尤为重要的是，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的门诊费用的上涨幅度依然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初级卫生经济可及性的下降，相当一部分低收入民众因为没有钱而有病不看门诊。“小病扛”的后果往往就是小病拖成大病，而终因病致贫。

毫无疑问，现行的医疗体制弊端重重，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谈起医改，人们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复杂”。看起来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无非是三大板块，即需方、供方和第三方。需方也就是医疗筹资体制或医疗保障体系，其核心是解决医疗服务谁来付费的问题；供方就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其核心就是各类医疗服务机构的组织和制度结构的问题；第三方基本上就是政府，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式对需方和供方进行正确的干预。

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是新医改关键中的关键。现行医疗体制重重弊端的集中表现就是“看病贵”。姑且不论供方诱导需求问题普遍存在而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医疗服务费用和药品价格正常，对绝大多数患病民众来说，也构成巨大的经济风险。医疗保障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分摊风险，当所有人面对的医疗费用风险能够在健康人和患病者之间、在人们健康时段和生病时段分摊的时候，看病治病自然就不贵了。

医疗保障体系的二个功能是开辟了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的可能性。利昂医疗的总工程师说当所有民众都把看病治病的钱汇集到医保管理者（不论其组织性质如何）手中，那么民众在生病时就不必自行支付高额医疗费用，而医保管理者就可以成为付费者。很显然，掌握了强大的购买力，医保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各种专业化的手段来制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抑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

医疗保障体系如此重要，但是其发展在我国却始终步履蹒跚，这正是我国医疗体制弊端重重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医保的主体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部门无疑在过去的五年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在扩大覆盖面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行医疗设备诸如医用DR等普及仍不够广，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依然不够广。

我国现行医疗保障体系走向普遍覆盖所面临的挑战，在城市和农村并不相同。城市现行医保体系的主干是社会医疗保险，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调整其制度设计并且强化执行上的强制性，从而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实现普遍覆盖。在农村，情形完全不同。新型合作医疗是一种自愿性的公立医疗保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逆向选择问题的困扰，即成员年轻、身体好的家庭不愿意参合。从患病概率和成本看，农民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客观需求。

影响农民参加“新农合”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支付能力，而是参与意愿。但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试点初期阶段，出于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顾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包”的设计以及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上的规定过于严酷，影响了保障水平，从而打击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而且，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贫困地区或者同一地区中低收入的农户相对来说从“新农合”中获益较少，从而导致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②在试点县，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政权必定运用多种动员手段强力推动农民参合，但在非试点县参合率并不高。新型合作医疗如何在维持自愿性原则的前提下突破逆向选择的困局，乃是我国农村发展医疗保障体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财政和医疗改革的关系相辅相成。中国的财政改革一直在进行，主要是在财税的征收体系方面。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下至上的收纳体系进一步完善。利昂医疗的总工程师建议在支出方面仍需改善，主要体现在财政支出方面的一些制度和程序仍不健全，部分财政消费的透明度不高。

尤其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财政的公共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并且一些地方财力严重依赖上级政府，并且上级拨款不确定性大。而目前的转移支付又主要是按照各地区上缴金额的比例返还，并没有很好地照顾到经济不发达地区。

同时，医疗改革的问题则更是有目共睹。医疗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但具体的改革方案有待确定。“全民医保”是医疗改革的一个方案，有不少人持赞同态度。但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如英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已经因为“全民医保”而导致国家财力紧张，并且医疗服务质素有下降趋势。可见“全民医保”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不是很大。

又有人说如果“全民医保”只解决群众看小病的问题，这样国家就可以负担得起。但问题是，小病本来大部分民众都负担得起，困扰民众的就是“大病”问题。如果医改不根本解决民众看大病的问题，那么这样的医改就只是“蜻蜓点水”。

那么，医改应该如何改？医改应该对不同收入的人“区别对待”。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应该鼓励甚至强迫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而对于收入低于这一水平的人，则政府为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对低收入人士的医疗支出，就应该来源于上级财政的财政转移。一般来说，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低收入的人一般较多，因此有资格获取国家免费医疗服务的人数也会相对较多。这样一来，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获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医疗的扶持，普及医用DR、气腹机等设备，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财政支付转移不光能解决低收入者的医疗问题，也能相应缓解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建立一套规范的财政向地方医疗转移支付制度，可谓是好处多多。一方面合理地增加了地方的福利，另一方面明确、规范并简化了财政的支出程序，也会减少一些寻租空间。

一般认为，政府更适合担当“监护人”的角色。一旦财政的支出制度程序化和规范化之后，上级财政的主要职能就从“如何花钱”转变成了“如何确保钱花到实处”。

这样一来，上级财政只要简单地维护执行过程中的公正度就能够树立自己的权威，地方上也乐于接受这样的权威，而民众们也不再为病患所忧，结局将是皆大欢喜。如果财政改革和医疗改革能够做到入榫相扣，经济发展动力的转化效率就会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这驾马车就会在快速的同时，亦能保持稳健。

利昂医疗的总工程师觉得在纯粹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对于医疗行业而言，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社会资源无法自然地达到优配置，即存在较为典型的“市场失灵”问题；此外，起点平等或基本能力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正义，也不可能全然凭借市场机制加以实现。这就产生了政府干预——甚至政府通过公立机构进行直接控制的社会需要。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或考虑，或许还“添加”了一些对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所谓观察与体验，某些学者便心安理得地提出了医疗行业要由“政府主导”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主张。本文并不打算就这种逻辑和主张展开直接的批评与否定，因为仅就“政府主导”确切含义的界定与厘清，很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扯皮”之中。至于它的提出是否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或左右，只能猜测而无法认定，当然也无须猜测和认定。由于医疗服务在本质上属于私人物品，以及政府介入（公立机构）的正当性具有较为明确的范围与边界，即使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仍然需要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

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地位（或作用）在此可以简要地表述为：由于医疗服务具有排他性、竞争性和可分性，任何个人或机构——在一定的“技术”保证下，均有竞争性地提供这种私人物品的合法权利。显然，竞争权利的充分保障以及（由此）竞争格局的普遍形成，构成市场机制基础性地位的核心内涵与指征。

提供医疗服务的私立机构不排斥以盈利为目标；这些机构既可作为要素投入的买方而展开竞争，又可作为产品或服务的卖方而展开竞争（包括价格竞争、质量竞争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的机构之间自由流动；不存在歧视性地阻碍生产要素或机构进入医疗行业的制度性壁垒；允许并保障自由契约基础上各种行业性协会的合法存在。

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约束下，公众可以自由获得物品或自由获取利益，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如同竞争性地提供彩电、冰箱等产品或者理发、美容等服务，任何个人或机构——在一定的“技术”保证下，照样可以竞争性地提供医疗服务。

众所周知，医生之间的“水平”有高低之分，医生的诊治活动也有一定的风险。这样，由权威医生所组成的特定的医师协会，针对同行医生水平的评价（如职称评定）以及医疗意外性质的裁定（如疾病的严重性、医疗差错、医疗事故等），则构成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当然，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些医师协会不受医疗行政部门之掌控。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之间存在着分工与协作。

除医师协会之外，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变换为同行之间的信息对称的另一制度设计，则是诸如保险公司的“第三方”的引入。由于公众患病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生诊疗的风险性，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公众还是医生，均会购买一定数额的商业保险以备所需。

总之，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DR厂家之类的医疗行业间，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总会自然形成有利于消除这一问题的制度安排。而且，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才可得以实质性地克服与消除。